自10月10日停火协议生效至今已两周多，加沙地带却未曾有真正的平静。以色列和哈马斯相互指责，空袭、炮击不断。
停火协议如此脆弱，迫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几十年的“和平进程”与无数的“和平协议”，非但没有给这片土地带来安宁，反而似乎将其推入了更深的暴力循环？
（一）
要理解今日加沙的困局，必须回溯到“奥斯陆协议”时代。上世纪90年代，这一被誉为“历史性突破”的协议，勾勒了巴勒斯坦“有限自治”的蓝图，并许诺了通往最终和平的路径。然而，这份协议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缺陷：它回避了关于耶路撒冷地位、犹太人定居点、巴勒斯坦难民回归以及最终边界划分等“终极地位”问题，转而采取了一种分阶段、渐进式的模糊策略。
这本质上是将一个关乎“主权与生存”的政治问题，降格为可以“管控”的“安全与经济”问题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，所谓的“和平进程”逐渐演变为一种“进程本身”。国际社会，特别是作为主要调停者的美国，沉迷于维持“谈判”这一形式，而对和平的“实质”，即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合法民族权利，漠不关心。
协议签署后的现实，更是对“和平”二字的讽刺。一方面，巴勒斯坦的自治权力被严格限制，其领土被不断蚕食和分割；另一方面，非法的犹太人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加速扩张。和平，对于以色列中的强硬派而言，成了强化占领的“合法外衣”；而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，则成了“画饼充饥”的代名词。这种建立在“不公”之上的和平，根基从不稳固。
（二）
如果说“奥斯陆”的失败是和平进程的系统性问题，那么加沙的困局则是这一失败的极端体现。自2007年以来，加沙地带长期处于严密的陆海空封锁之下。国际社会尤其是部分西方国家所默认的“加沙模式”，目的都是为了“隔离风险”和“管控危机”。
在这种模式下，和平被简化为“停火”：一种在两次暴力冲突间歇期的、临时的“宁静”。调停者的角色，不是推动政治解决，而是在“火箭弹”与“报复性空袭”之间斡旋，达成技术性的“停火”条款。和平协议因此沦为一份“价目表”：允许多少人道主义物资进入、开放多长时间的渔区、换取多长时间的“安静”。超过两百万人在面积狭小的土地上，面临着高失业率、电力短缺和医疗资源枯竭的绝望处境。
所谓的“协议”，不过是高压锅上时而松动、时而拧紧的阀门。当内部的压力积聚到临界点时，任何协议的约束力都将土崩瓦解。不时在加沙燃起的战火，暴露的正是这套“管控模式”的核心症结：它以“剥夺”为前提，以“安全”为借口，挤压了政治解决的空间。
（三）
加沙和平协议的屡屡失败，折射着国际调停机制的失灵。健康的调停，本应是中立的、公正的，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为准绳。然而，在巴以问题上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长期“拉偏架”的调停者。
几十年来，美国作为巴以“和平”的“首席赞助商”，其外交实践却充满了“双重标准”和“阵营对抗”的思维。其在口头上支持“两国方案”，却在联合国安理会屡屡动用否决权，阻挠谴责非法定居点扩张、要求以色列停止过度使用武力的决议。它向冲突的一方提供源源不断的、无条件的先进军事援助，却对另一方所遭受的系统性压迫视而不见。
这种“偏袒性调停”，为巴以和平进程注入了致命的毒素。它使得强势的一方更加有恃无恐，认为“安全”可以通过单边的、绝对的武力来实现，而无需在政治上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，也使得弱势的一方对国际体系失望，悲观地认为通过谈判无法换来公正。
当“调停者”本身成为冲突的“利益攸关方”，甚至“拱火者”时，和平协议就异化为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。美国所谓的“中东和平新蓝图”，其真实目的不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，而是为了整合盟友、服务其全球战略。这种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公义之上的霸权行径，正是中东和平进程举步维艰、加沙战火周而复始的关键动因之一。
（四）
历史地看，冲突的爆发往往是一个地区秩序失衡的临界点。加沙的战火，不仅是巴勒斯坦人民绝望的呐喊，更是对国际社会“和平迷思”的沉重拷问。它以惨烈的方式宣告：回避核心症结、缺乏公正基础、依赖外部强权“拉偏架”的“和平模式”，已经走入了死胡同。
事实也是如此。巴以冲突的症结，始终在于“占领”与“反占领”。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、自决权和回归权等合法民族权利没有得到恢复，任何“和平协议”都只是暴力循环的短暂休止符。一个长期失序、失衡、失义的地区格局，必然会成为极端主义滋生的温床。而无休止暴力所带来的恐惧和仇恨，又会进一步毒化政治空气，让本就稀缺的政治互信荡然无存。
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，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“两国方案”。这不应是遥不可及的“愿景”，而是必须立即执行的“路线图”。国际社会必须摒弃地缘政治的算计和双重标准，拿出真正的政治勇气，推动巴以双方重回正确谈判轨道，全面落实联合国有关决议。
任何背离“两国方案”的思路，任何绕开“土地换和平”原则的“经济方案”，都是治标不治本。
作者：阿力塔（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学院）
（
亿腾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